熟悉长征历史的人，大多知道中央红军的经典战例——教员指挥红军四渡赤水，突袭贵阳，吓得当时正在贵阳督战的常凯申方寸大乱，差点乘飞机逃跑。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仅仅一年之后，贺龙、任弼时指挥的红二、红六军团，在贵州几乎复刻了同样的战术：佯攻贵阳，吓得坐镇贵阳的顾祝同手忙脚乱、紧急调兵。同样的声东击西，同样的斩首威胁，国民党军居然连续两次上当。
平越，一个让顾祝同失眠的县城
1936年1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，向贵州实施战略转移。1月19日，军团在石阡县城召开会议，决定放弃原地，继续西进，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新的根据地。
就在这时，中革军委发来指示：“应以佯攻贵阳之势，速转黔大毕地区。” 军委的意思很明确：摆出要打贵阳的架势，把敌人调开，然后快速西进。
红二、红六军团立即执行。部队从石阡出发，突破敌第23师封锁线后，转兵向南，连克瓮安、平越。
平越（今贵州福泉）是贵州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，地处黔中要道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当时国民党中央军99师主力摆在城外的马场坪，县城里面只有几百人的地方团防武装，守备空虚。
当地高层判断天寒地冻，又下着大雪，红军不会来得这么快，警惕性很低。
1月25日夜里，红二军团红四师、红六师第十八团冒着大雪连夜急行军。拂晓时分，红军完成对平越城的三面包围。红18团率先找到城墙缺口，用云梯攻破西门；红4师从北门冲入城内。短短时间，六百多人的团防队被击溃。
专员兼县长聂洸在混战中被击毙，伪师长刘继炎逃跑时坠城毙命。此战缴获两百多支步枪、二十余箱子弹，红军仅两名战士牺牲。
打下平越后，部队立刻摆出要大举进攻马场坪、直扑贵阳的架势。红四师派出一个营迅速向马场坪方向挺进，在滥木桥与敌军遭遇，迅速占领公路两旁的制高点，击退敌军。
随后，红二军团以一团兵力南下马场坪阻击来敌，主力则西进。红军连克扎佐、修文，前锋直逼贵阳。
消息传到贵阳，负责指挥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大惊失色。
他误以为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攻打省城，马上下令全城戒严，紧急命令驻扎在贵阳以西及乌江口岸的国民党军第23师和第99师向贵阳收缩。敌人东面和北面的主力部队被调回贵阳布防，乌江沿岸的防御顿时出现巨大空当。
这正是红军想要的结果。敌军被成功调动后，红二、红六军团主力迅速转向西北，于2月2日全部顺利渡过鸭池河。等到国民党军第23师和第99师赶到乌江东岸时，红军早已占领黔西地区。国民党军彻底失去了在贵州一带围歼红二、红六军团的机会。
一年前，蒋介石比顾祝同还狼狈
同样的剧本，一年前就在贵阳上演过一次。
1935年3月24日，常凯申亲自飞抵贵阳督战。教员将计就计，部署了佯攻贵阳的作战计划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，以神速行动再返贵州，强渡乌江。随后，红军兵分多路，主力则向贵阳方向前进，沿途张贴“拿下贵阳，活捉老蒋”的标语。
当时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担任守备，真正的城防兵力加上宪兵还不足700人。红军前锋逼近贵阳，离城只有一步之遥。正在贵阳督战的蒋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丧魂落魄，团团打转”。
蒋首先想到的是逃跑。他下令重兵把守清镇机场，以便危急时刻乘飞机逃走。命令刚下达，顾祝同就仓皇跑来报告：红军已过水田坝，快到天星寨了。蒋一听，紧张地问：“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？”——他意识到清镇机场已经不保险了，得找条陆路逃跑。
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心领神会，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预备了18匹快马、20名向导、1乘轿子和10多名轿夫，轿子中还准备了一套平民衣服。
堂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被红军吓得连逃跑路线，便装都提前准备好了。
蒋急令远在400多里外的滇军孙渡部昼夜兼程赶来“救驾”。孙渡率部狂奔，刚到贵阳，红军主力却虚晃一枪，转向西南直奔云南而去。红军的战略意图完美实现——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”。
两次佯攻，两次上当
对比两次佯攻贵阳，战术逻辑如出一辙：
1935年，中央红军佯攻贵阳→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部驰援→滇军被调出云南→红军西进云南、强渡金沙江。
1936年，红二、红六军团佯攻贵阳→顾祝同急调第23师、第99师回防贵阳→乌江防线空虚→红军抢渡鸭池河、挺进黔西北。
同样的“攻其所必救”，同样的“调虎离山”，国民党军竟然连续两次中招。
而红二、红六军团打下平越后，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——开仓放粮，救济穷苦百姓，打击土豪，刷写抗日救国标语。当地老百姓主动帮忙带路、做饭，搬出家里的门板、桌子搭建浮桥，甚至冒着风险安葬牺牲的红军战士。平越城头飘扬的红旗，不仅让顾祝同睡不着觉，更让千千万万的穷苦人看到了希望。
一次佯攻，吓得蒋规划逃跑路线；再一次佯攻，吓得顾祝同紧急调兵回防。同样的招数，国民党军就是能上两次当——不是因为他们太笨，而是因为红军用兵实在太精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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